上级动员之后,三天之内,学校各个楼道、走廊的墙面就被大字报覆盖,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学五年级、“戴帽初中”的学生参与的文革运动,尽管这已经是文革的尾巴了,但是其惨烈的程度、参与的广泛性可见一斑。梅宁华同学,你作为一个20岁的“小学生”,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什么呢?请你以你的父母、祖先,和后代,包括你的女儿起誓,你如果说假话他们就都不得好死!你敢吗?我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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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恳请现任北大校长,对照上述前辈的教诲,对比一下你们的所作所为,好吗?北大的风骨,曾经在多任校长的呵护下维持了很多时间,后来是在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铁拳下被打断,校长们率先变成了无脊椎动物,而最后残存的几根小小的诤骨,也在二十多年前被碾为齑粉。北大早已没有了蔡元培精神,取而代之的是郭沫若精神,李莲英精神。北大早已没有了蔡元培精神,取而代之的是郭沫若精神,李莲英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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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洋说出的是公民的心声:在公民心中,政府为民众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应该的,否则要你政府有什么用?最早的人类没有政府也照样生存!所以,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给公民做事情,而且只能做好,做不好就下台!而政府做任何一件错事都是不应该的,是要追责的,因为政府必须避免犯错误。对这些问题,谁说得对,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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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困难找警察”变成有困难去找“美大”,并不是去找的人的耻辱,也不是中国之耻——元蒙、满清都曾亡国,这不叫事。最后,所有的耻辱只有官家来扛。他们扛的办法也无非两种:一是使自己的官府真的象一个合格的官府,二是使自己的公民象一个合格的臣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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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南言行不一的终极目的,其实就是:只要我过得比你好,我就快乐!都想往那儿跑,竞争多激烈啊!弄不好人家把大门一关,谁也别去。因此,想竞争而又底气不足的司马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卑鄙的手段:就说美国不好,既然不好,你们就都别去了,还是我司马南去“赴汤蹈火”吧——司马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这不,从前线负伤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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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质问题是:原来的正规军已经蜕变为警察部队,全国军队都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兼警察,完全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防军,自然也基本不起国防军的作用,既然根本没有国防军。大清国没办法抵御外侮就顺理成章了。当年的大清国海军其实是最接近于国防军的军队,但李鸿章本人非常清醒地知道,威武的定远、镇远铁甲舰,只是皇帝的仪仗队罢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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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“黑云压城城欲催”,但是比起去年的满天火烧云压城,现在在景山那儿喊喊口号真是小儿科了,是强弩之末了。但我仍然很纳闷,这世界上还真有“螳臂挡车,不自量力”这回事儿?!还真有不砸破脑袋就不信砖头比纸沉的人?只能说,我非X,怎么知道X的快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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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不是说“自由选择”吗?我们就自由选择回到奴隶社会,回到井田制!按你们的逻辑当然应该可以的!只是,我们不但自己要回去,也一定要拉所有人跟我们一起回去做奴隶!那样我们才快乐,这是我们的自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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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网上披露的信息,某些地区几乎已经成为骗子之乡,有些村是全村从事“诈骗行业”。在震惊之余,我就纳闷了: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是不是法制的耻辱?是不是当地官员的懈怠?如果是全村参与诈骗,就法不责众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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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步,就要论是非而不是论亲疏,即:向理不向亲。但是假如试图通过道德感化来达到目的,又容易被利用。因此,我们只有祭起法律这个武器了。用法律解决一切问题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这才是高道德水平的标志。只有法——受到尊敬的法,才是道德的保护伞、守法公民的保护伞,即:法律,必须成为保护伞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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